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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时代学人的治学主张

时间:2021-01-03 10:29 来源:http://thejeremycorbyneffect.com 作者:广安市矮拿能源公司 点击:

原标题:那个时代学人的治学主张

北京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,近百年来,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。上世纪30至40年代,这里的大学和各研究机构,云集着一大批重要学者,共同推动时代的发展进程。也是在这个时期,《世界日报》作为北京有影响的媒体,其“教育界”副刊,以连载的方式,陆续推出“学人访问记”系列访谈文章。所访69位学者,都是当时的学界名流。一篇篇访谈文章,客观地记录了一位位学人的治学经历和治学主张,呈现了一幅星光璀璨的现代中国学人群像。据此整理并出版的《北平学人访问记》一书,对于我们认识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,提供了“在场”感,具有启示意义。

《世界日报》连载“学人访问记”分为两个时期,第一个时期是全面抗战之前的1935年至1937年;第二个时期是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至1947年。全面抗战之前,“学人访问记”的主要采编记者为贺逸文(1910—1983)。他是知名报人,时任“教育界”副刊主编,也曾任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教务长。1945年至1947年,记者王景瑞又先后访问15位学者。采访的名家中,有我们熟悉的钱玄同、陶希圣、许地山、周作人、潘光旦、陈垣、冯友兰、徐悲鸿、朱光潜等人,也有今天我们较为陌生的学人。所有受访者,无一例外从事和教育相关的工作。对于如何办好教育,他们各有所思所行,彰显出一代学人深沉的家国情怀。

上世纪30至40年代,也是一个内忧外患、风云际会的时代。书中所访问的学人,都为当时落后的中国教育深感忧心,在教育方面尽管各有其主见,可是受到经济、战争和社会制度的影响,很多想法难以付诸实施,但是依然付出坚卓的努力。“五四运动”之后至全面抗战之前,文化界、教育界围绕汉字的去留问题,进行了一场“国语运动”,学界也争论不休。钱玄同作为文字专家,在受访时认为,复杂难写的汉字,在文盲占据多数的中国,不利于推广和普及,将汉字简化成符号是最佳的选择。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免极端,而在那时候的历史环境下,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。当时开启民智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文字,而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汉字,成为一根硬骨头。另外一点,当时学界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,而汉字无疑是这种文化的代言人。

那个时代的人们,科学思维、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普遍缺乏。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,科学恰恰是重要动力。当时的数理专家、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,深感国人科学素养的贫乏,他热衷于翻译国外科普著作,在工作之余花大量时间从事科普工作。对于理工类大学生来说,掌握书本理论显然不够,必须要亲自动手,在实验实践中提升学业水准。

而哲学家冯友兰教授在受访时表示,不鼓励所有大学生诵读晦涩的古代典籍,那是专门学者的事情。在他看来,比办大学教育更显得急迫的,是大兴乡村教育。其理由是中国人口主体在乡村,文盲也集中在乡村。

对于大学生的心理教育问题,“学人访问记”系列专栏中,对植物学家胡先骕教授有深入访谈。他认为,大学生生理健康,关乎健全人格的塑造,生理健康教育的匮乏,导致有的学生心理出现毛病。我以为,在那个时候,他就意识到生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,是极为难得的。

大学培养文理交融的人才,这不是一个新问题。上世纪30年代,就引起学人关注。“学人访问记”系列专栏中,物理学家文元模教授认为,数学是理工和多数文科的基础,掌握了数学知识,对于深入的学术研究会带来极大的便利。可是数学难学,甚至学理工科的人也敬而远之,他以为这是错误的。学文科的人要了解理科,学理科的人要具备文史基础。作为大学,要培养文理兼容的人才。

“学人访问记”系列专栏中,对于教育学家吴俊升的访谈,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教育的生态。

总体上讲,该书收入的那个时代学人的系列访谈文章,涉及学人的专业背景是多方面的。毕竟教育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,而是与风起云涌的时代,紧密地成为一个整体。那个时代的教育问题,在今天依然没有失去继续探讨的价值。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20年12月30日第6版

作者: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 陈华文